《周礼》：西周时，朝廷司寇处有一个叫“朝士”的机构，如果自己的父兄为人所杀，就可以到这个机构登记仇人的姓名，以后就可以杀死仇人而无罪。在朝廷的司徒处又有一个“调人”的机构，凡发生杀伤行为，就要把仇人互相调开来“避仇”。不愿离开的就要抓起来，防止冤冤相报。已经发生了复仇，就以一次为限，不许双方再行复仇，导致仇杀不已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父之仇弗与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反兵，交游之仇不同国。”意思是对于杀父仇人，儿子们不能和这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，无论仇人身处何处，儿子们非得找到并亲手杀死仇人（要么被仇人所杀，反正不能同时存活于世）；自己兄弟被人杀了，要时刻随身带着兵器，见了仇人就杀；自己的好朋友被人杀了，不能和仇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，要么杀死仇人，要么追杀得仇人逃往国外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载： “不复仇，非子也。”还提出：“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”意思是如果父亲是被冤枉的，父亲不接受审判结果，但还是被处死，儿子就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复仇。

中国早在战国时代法律就开始禁止私人复仇，强调一切杀人行为都必须由国家刑罚进行严惩。最典型的表述是法家的观点：私人之间的复仇是影响统治秩序的大罪，要予以严惩。商鞅入秦，实践法家理论，禁止私人的复仇，复仇的风气有所收敛。韩非指责当时社会上的“五蠹”之一，就是“立节操”而带剑的侠客，“侠以武乱禁”，替人复仇，破坏法制。